釜山的人类生活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在海云台佐洞和中洞的旧石器遗迹中发掘出的文物和青沙浦山麓出土的文物可以证实这一点。但是迄今为止出土的史前时代的遗迹和文物大部分集中在新石器时代之后。

釜山的新石器时代遗迹主要是贝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东三洞、瀛仙洞、多大洞、岩南洞、金谷洞、凡方洞等地的贝冢遗迹。这些贝冢均位于江边和海岸，由此可以推测当时人们主要以捕鱼为生。韩国南海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以釜山地区为中心形成，对日本北九州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因地理上位于韩半岛的东南端，釜山的青铜器文化主要以后期青铜器文化为主。这一时期的遗迹和文物主要分布于久瑞洞、长箭洞、社稷洞、槐亭洞、盘如洞、老圃洞等釜山的内陆丘陵地带。釜山地区的青铜器文化孕育出了无纹陶器，在这一时期釜山形成了现在的地形地貌，对日本弥生文化的产生起到很大作用。

大约在三韩、伽倻、三国初期出现的釜山铁器时代的遗迹主要为贝冢和古坟。贝冢分布于朝岛和瀛仙洞贝冢上层、多大洞贝冢上层、槐亭洞、东莱乐民洞等地，古坟分布于五伦洞、槐亭洞、华明洞、锦丝洞、福泉洞等地。特别是釜山地区的古坟较之这一时期其它地区的古坟有更多的铁器文物，因此人们推测这里曾有冶炼东莱贝冢中出土的铁器的“冶铁址”，同时这一地区在古时可能为铁器生产中心地区，中国《三国志魏书东夷传》的记载证实了这一猜测，其中写道：这里冶炼的铁通过水营江向倭、乐浪、带方等地出口。最引人瞩目的是，在这一时期后釜山地区的政治中心转至水营江和温泉川为中心，形成了历史的变迁。

虽然资料有所局限，但通过文献可以断定，在三韩、伽倻、新罗时期中的三韩时期，釜山地区势力区处于居漆山国、渎卢国等国的小国鼎立状态。特别是在新罗吞并伽倻的6世纪中叶之后，釜山地区的居漆山国被改为居漆山郡，景德王16年（757）又将居漆山郡改为东莱县，使东莱在历史记录中首次出现，大甑县被改为东平县，受辖于东莱县。此外，从前的甲火良谷县更名为机张县，编入东莱郡。

高丽时期的釜山地区继承了新罗的地方制度，中期（仁宗时期）东莱的郑氏家族进入中央政治舞台后迎来了新转机，但是由于中央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和纠葛，郑叙最终弃官返乡，回到东莱。回来后郑叙建起亭子〔瓜亭〕，留下了吟咏忠节和节义的《郑瓜亭曲》。《郑瓜亭曲》被视为高丽文学的问鼎之作，成为釜山文学的根基。此外，在高丽末期，倭寇趁日本武士政权交替日益猖獗，釜山地区的军事重要地位开始被强调，于是建造邑城，屯驻军队。

到了朝鲜时期，太祖年代设置了兵马使镇，太宗年代在釜山浦设置了对日交易场（1470年），这是朝鲜和日本间最早的正式交易场地。随着釜山的国防、外交地位的重要性为统治者所认识，在壬辰倭乱爆发前堂上官被任命为东莱府使。1592年爆发的壬辰倭乱成为重新定位两国外交关系的转折点，壬辰倭乱后重新定位了睦邻友好关系，随着通信使和日本国王大使之间的象征性的交流体系的建立，两国的交涉也逐渐体系化。朝鲜后期釜山的草梁倭馆成为对日交流的唯一窗口，不仅促进两国间的交流，还成为连接欧洲俄罗斯大陆和南方的海洋文物的中介贸易地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壬辰倭乱时期釜山地区的民众、政府和军队所表现出的救国抗战的实践精神一直延续至今，升华为实践救国和正义的市民精神。

在19世纪，日本帝国主义借助帝国主义势力的大肆膨胀，企图侵占韩半岛及大陆的时期，釜山民众为恢复国家主权而进行的抗战比任何地区都要激烈，不仅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码头工人、学生，甚至妓女都投入了抗战。
然而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达到侵略目的，将釜山作为桥头堡积极地利用，使釜山的城市发展和社会结构向紊乱、畸形的形态加速发展。

1945年8月终于解放了！
釜山成为回国同胞的温暖的故乡，在1950年6月的韩国战争期间，还作为守护国家主权的最后堡垒起到临时首都的作用。此后，1963年1月成为政府直辖市，1995年1月更改为广域市。
50年代到80年代的釜山作为振兴经济和民主化的中心地起了重要的带头作用，但90年代末期的经济危机大大考验了釜山市民的潜在力量和决心，如今黑暗的隧道已被远远地抛在身后，市民们面对新的挑战，带着振兴经济的愿望，正在为将釜山建设为市民素质优秀的文化城市而挥洒智慧，不断努力。

下面将以历史领域的展示设施为中心，简单地介绍釜山文化基础设施构筑事业。除了已建的釜山博物馆、东三洞贝冢展览馆、福泉博物馆、忠烈祠、水营25义勇团、釜山近代历史馆（2002. 07开馆）、白山纪念馆、釜山民主抗争纪念馆、民俗艺术修炼馆（3处）等场馆之外，还在为建设国立釜山国乐院及主要人物纪念馆、铜像、历史遗址的标石等而努力。